围绕自由的斗争 — 民权与动荡的六十年代

在上一话中，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跃升为肩负世界一翼的超级大国。面对苏联这个对手，美国高举的招牌是「自由之国」。然而当它向国外夸耀这块招牌时，在国家内部，有一个问题正日益变得巨大。有人因为肤色而被赶到公交车的后方，既不被允许坐在与白人相同的餐厅柜台前，也不被允许进入同一所学校——这样的国家，究竟能否称为「自由」？第九话中，我们将看到那些向自己的国家重新追问自由的人们的斗争，以及与之同时推进的理想的动摇。

从后排座位开始的反抗

在南部的许多州，种族隔离（吉姆·克劳）的制度长期残存。公交车、火车、学校、餐厅，乃至饮水处——黑人与白人的场所被法律和习俗分隔开来，表面上称为「隔离但平等」，但据称实际上是明显的歧视。

面对那堵高墙，一位女性静静地抛出了「不」。1955年，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非裔美国女性罗莎·帕克斯拒绝将公交车座位让给白人而遭到逮捕。以此为契机，黑人们开始拒绝乘坐市内公交车，发起了抵制公交车运动，而站在运动最前列的，是年轻的牧师马丁·路德·金。

静坐（sit-in）、巡行各地的游行、呼吁选民登记——反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扩展到了全美。而在1963年8月28日，运动迎来了一个顶峰。

聚集在华盛顿的二十万人

这一年，正值林肯发表《解放奴隶宣言》整整一百周年。然而面对歧视依旧残存的现实，约二十万人为抗议而聚集到首都，参加了要求就业与自由的华盛顿大游行。这是一场不仅有黑人，也有反对歧视的白人加入的游行。

正是在那里，金牧师发表了铭刻于历史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他希望有朝一日，这能成为一个人们不以肤色而以人格内涵来评价彼此的国家——那番话语，再次将美国建国的理念「人人生而平等」摆到了国民面前。

在这股高涨的推动下，法律也动了起来。1964年7月，广泛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性别等的歧视的民权法案得以成立。紧接着在1965年，旨在消除那些实质上阻碍黑人投票的机制的投票权法案得以制定。金牧师于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法律层面支撑隔离的支柱，终于开始崩塌了。

不过，法律的改变与人们的意识、生活的改变并不是一回事。经济差距，以及在北部城市中扎根的歧视，仅靠立法无法解开。围绕着「接下来要改变什么」，运动内部也产生了要求更激进路线的声音。胜利，同时也是新问题的开端。

遥远的战场，与动摇的理想

在国内追求自由的呼声高涨的同时，美国在地球的另一端，踏入了一场考验那一理想的战争。那就是越南战争。

在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一冷战逻辑之下，美国加深了对南越的支援，并从1965年开始正式军事介入，发动了对北方的轰炸与地面部队的投入。然而面对丛林中的战斗与游击战，本应是世界最强的军队却陷入了苦战。1968年，解放阵线发动的新春攻势，极大地动摇了美军占优的判断，据称一举扩大了对战争的质疑。

这也可以说是一场客厅里的电视播放出战场影像的、所谓「最初的电视战争」。每天传来的死者人数，以及惨状的影像。它在国内扩散开了对战争大义本身的质疑。以大学为中心，反战运动熊熊燃起，它又与对既有价值观本身提出异议的对抗文化（反主流文化）——嬉皮士、摇滚、对自由生活方式的探索——相结合，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氛围。

民权、反战，以及追求女性权利的运动。各种各样的「要更多自由」的声音相互交叠的196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最为正面地直面自身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的时代。

枪声所切断的东西

然而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还有另一副阴暗的面孔。那就是暗杀。

1963年11月，年轻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遭到枪击，失去了生命。这位对民权持积极姿态的总统的突然离世，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深的冲击。关于事件的背景，据称此后也长期争论不休。

而在1968年4月，始终贯彻非暴力的金牧师，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倒在了凶弹之下。一个持续拒绝暴力的人却被暴力夺去了生命，这给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据称各地都发生了抗议与混乱。此外在两个月后，正在角逐总统大选的罗伯特·肯尼迪，也倒在了枪弹之下。

越南战争以1973年美军的撤退、以及1975年西贡的陷落，迎来了对美国而言事实上的败北结局。这是自诩世界最强的超级大国，第一次尝到的巨大挫折。高举理想介入世界的艰难，以及本国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美国在这个时代，将骄傲与痛苦双双深深地刻入了自身。

即便如此，隔离的法律崩塌了，发声的自由也扩展开来。怀抱着伤痛，美国仍试图向前迈进。不久之后，冷战这场漫长的对立，也将迎来一个结局。在赢得冷战之后，新的考验正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