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宗教与政党 ― 当信仰拥有议席

上一回，我们看到战前的日本如何在国家神道之下统制信仰，又如何随着战败而将其解开。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在第20条保障信教自由，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获得特权，国家也不得从事宗教教育或宗教活动。这是立足于对战前反省之上的政教分离原则。

在这份自由之下，战后的日本再次有众多宗教团体扩展了活动的天地。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团体，投身于为信徒提供生活咨询、福祉、和平运动等社会活动。而其中一部分，为了把自己的理念送进政治的场域，踏入了选举这一通道。信仰，想要拥有议席了。这个故事将围绕战后日本被最反复论及的、某一政党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展开。在此先行说明：这里只处理已被公开报道并确定的事实，不偏袒正反任何一方，而是把相信的人与批评的人双方的视角并列记述。

从信仰中诞生的政党

在战后日本，作为以宗教团体为支持母体的政党，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公明党。成为其母体的，是信奉日莲佛法的在家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创价学会在战后迅速增加会员，自1950年代至60年代，向地方议会和参议院送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而在1964年11月17日，由当时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发起，公明党宣告成立。它高举「与大众一同言说、与大众一同战斗、在大众之中死去」的立党精神，作为呼吁充实福祉、提升平民生活的政党起步。凭借固定支持层所支撑的组织票为背景，公明党在短期内成长为在国政中确保一定议席的势力。

言论出版妨害事件这一转折

在成长的途中，公明党与创价学会面临了重大的考验。那便是1969年至70年间发生的、所谓的言论出版妨害事件。

起因是一本批评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关系的书籍的出版。1969年，当政治评论家藤原弘达预告将刊行《斩断创价学会》时，据报道出现了要求中止出版或改写内容的活动。据说公明党的干部曾请自民党的实力人物收拾事态，而那位实力人物也曾向作者试探是否搁置出版，但作者还是坚持了刊行。

这一事件作为可能侵犯宪法所保障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之举，招致了巨大的社会批评。与此同时，创价学会与公明党的密切关系，又从政教分离的角度被重新视为问题。面对批评之声，1970年5月，池田大作就这一系列行为致歉，并表明了重新审视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关系的方针。

这1970年的表态，后来被称为制度性分离。具体而言，创价学会的干部不再兼任公明党的议员，创价学会贯彻只作为党的支持团体这一立场。据记载，同年制定的党的新纲领中，去除了源自宗教的用语。一面接受信徒的支持，一面作为组织划出界线——此后两者关系的框架，正是在这时被勾勒成形的。

走向联合政权的一翼

对于一路作为在野党走来的公明党而言，重大的转折在1990年代到来。1993年，自民党的长期政权中断，由数个党派组成的细川护熙联合政权成立，公明党加入其中，首次体验了执政党的立场。

历经此后的政界重组，公明党于1999年迈出了与自民党联合的一步。此后，除一段短暂的时期外，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长久地成为日本政治基本格局之一。在联合之下，据说公明党试图在福祉、教育、和平外交等领域将自己独特的主张反映到政策之中。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拥有组织票的政党长久持续参与执政这件事的评价，则因立场不同而各有分歧。

「信仰拥有议席」的意义

公明党与创价学会的历程，在思考战后日本宗教与政治关系时，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案例。它不只是某个特定团体的事，而是向我们抛出了更具普遍性的追问。拥有信仰的人们，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反映到政治之中——这在民主主义之中究竟被允许到何种程度，又在何处需要分寸？这便是那个追问。

信教自由，连同不信仰的自由，也包含基于信仰而行动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以宗教为背景的政治参与本身，被认为有违信教自由的精神。与此同时，政教分离是告诫国家不得偏袒特定信仰的原则，对宗教团体与政党靠得过近的警惕，也由这一原则导出。自由与分离这两种理念，单凭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成立，而是在含有张力的状态下共存着。

战后的日本，经历了战前国家神道这一苦涩的体验，选择了把国家与宗教分离开来的道路。正因如此，当信仰涉足政治时，人们会把过去的阴影叠加其上而敏感地作出反应。围绕公明党的长久争论，也正是这种敏感的体现。重要的并非断罪某个特定团体，也非无条件地拥护，而是社会在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这两个原则之间，不断地持续寻找恰当的平衡点。那个平衡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被重新追问。

战后日本中信仰拥有议席的半个世纪，我们已尽可能冷静地看过了。然而，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所投下的阴影，并不只停留在日本的内部。大约在同一时期，世界各地也有信仰正再度被推向政治的前台。然而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在日本之外，有时也投下了深深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