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主义 —— 静静扎根的信仰

在上一话中，我们看到了在作为世俗国家独立的印度，印度教这一多数派的信仰如何与国民意识联结在一起。这是一种宗教被强烈地推向政治前台的现象。

然而，宗教与政治的相遇方式，并不只有激烈碰撞。有时信仰并不高声呼喊，而是静静地在制度深处扎下根来。战后欧洲所发生的，正是这样一种温和的结合。

舞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满目疮痍的西欧。在被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烧尽的大陆上，人们需要新的秩序。而站在重建中心的，正是高举基督教价值的政党——基督教民主主义。

从废墟中诞生的政党

1945年，在德国科隆等地，一个新的政党发出了第一声啼哭。那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政党诞生于对历史的反省。在战前的德国，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按教派分立，在政治上也彼此分裂。有人指出，正是这种分裂削弱了魏玛共和国，也成为纵容纳粹主义崛起的一个原因。CDU的创立者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跨越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藩篱，把共享基督教价值的所有人凝聚到一个政党之中——这正是他们的构想。

站在这一构想中心的，是康拉德·阿登纳。他从1946年起长期领导CDU，并成为1949年成立的西德首任总理。对于这位曾被纳粹逐出公职的人而言，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民主主义，意味着抵御极权主义的壁垒。

同样的潮流在意大利也在涌动。由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DC）成为战后意大利政治的中心，据说成长为西欧最大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德加斯佩里于1945年出任总理，长期在位，奠定了战后意大利民主主义的基础。

信仰与近代政治的融合

基督教民主主义引人深思之处在于，它一面高举宗教价值，一面又尊重近代政治的框架。

他们并非以神权政治为目标。议会制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他们在接受这些近代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向其中注入源自基督教的人性观。例如，把人不仅仅看作经济意义上的个体，而是看作由家庭与地方社会所支撑的存在；又如，摒弃极端资本主义与极端社会主义的两端，把「社会市场经济」置于二者之间的思路。

而不可忽视的是，他们还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阿登纳、德加斯佩里，以及法国的罗贝尔·舒曼——被称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人们，许多都出自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谱系。当长期以血还血的法国与德国，从煤钢的共同管理迈出走向和解的一步时，据说其背后流动着将敌人也视为邻人而加以宽恕的思想。也有人在跨越国界的和解与合作这一理念中，看到了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据说信仰曾在某一层面上，作为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力量发挥过作用。当然，欧洲一体化不能仅凭信仰来解释，对战争的深深厌倦、经济上的需要、冷战这一国际环境，都起了很大作用。即便如此，也难以否认，在承担重建之责的那一代人心灵深处，源自基督教的和解理念依然在生生不息。

由教派对立而生的政党，跨越了教派，最终走向跨越国家的合作——这便是战后西欧的一段故事。

在世俗化之中

然而，这种温和的结合并非永恒。

进入1960年代以后，西欧社会迅速世俗化。星期日去教堂的人减少了，信仰渐渐退入私人领域。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65年）上，据说天主教会自身也对政教分离作出了肯定的评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也从信徒一方得到了承认。

在这一变化之中，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也随之改变了面貌。他们不再仅仅是基督徒的代言人，而开始把宗教价值重新表述为「人本主义的、普世的价值」。信仰的色彩淡化，他们逐渐靠近更为宽泛的中道保守政党。

即便如此，战后西欧所展现的，仍是一种宝贵的模式。宗教既不统治国家，也不被彻底排除于政治之外，而是作为支撑近代政治的伦理基础，温和地参与其中——这是一种关系的形态。既非激烈对立，也非冷漠无视，而是第三条道路。西欧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将它体现了半个多世纪。

信仰与政治，并非必然要发生冲突。两者在尊重彼此领域的同时，也可以是一种舒缓地相互支撑的关系——战后欧洲的经验，正静静地告诉我们这一点。

那么，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越过大海望向日本时，信仰与政治在那里又是如何相遇的呢？下一话，让我们来注视近代日本所走过的、一段全然不同的宗教与政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