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凯撒之间 —— 政教分离这道难题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新约圣经中流传下来的这一句话，两千年来始终是一道环绕世界的难题的出发点。顺服上帝的领域，与顺服地上权力的领域。这两者能否分开？若能分开，又该把界线划在何处？对这个问题，人类至今仍未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信仰触及人心最深之处，国家则规束着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因如此，当二者相遇时，时而生出巨大的力量，时而迸发激烈的火花。本系列将放眼世界，追溯这场相遇与冲突的历史。第一话的舞台，是政教分离这一观念诞生之前，欧洲那段漫长的苦斗。

国王即神的时代

回溯人类历史，宗教与政治原本并不分离。毋宁说，它们本是一体。在古代近东与埃及，国王常被视为神的代理人，有时更被看作神本身。祈求丰收、祈愿战争胜利、平息灾祸。主持这些祭祀，与统御民众，握于同一个人之手。这被称为祭政合一。神的权威支撑着国王的权力，国王的权力又将神的秩序映照于地上。对古代的人们而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世界图景。

这套机制有着实实在在的力量。当统治者的命令与神的意志重合时，人们在心底接受了顺从的理由。法成为神的诫命，叛逆成为罪。然而同样的力量，也与危险互为表里。一旦批评统治者等同于亵渎神，那么纠正错误之路便被堵死。信仰究竟是权力的工具，还是超越权力、拯救世人之物？这一紧张，将以不断变化的形态，从古代延续至今日。

不久，一种新的信仰在地中海世界传播开来，那就是基督教。起初它是受迫害的少数者的宗教，但在313年，皇帝君士坦丁予以承认，帝国逐渐将其纳入怀中。由此诞生了两个中心：地上的权力罗马皇帝，与信仰的权威教会。一身而二首。正是这一奇异的双重结构，为后来欧洲政教分离的构想埋下了伏笔。

教权与王权，两柄剑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权威有时高涨到凌驾国王与皇帝之上。掌握灵魂救赎的是教会，居于其顶点的教皇，据说对地上的君主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皇帝与教皇，王权与教权。这两股力量虽相互支撑，却也常为谁居其上而激烈相争。

象征这一紧张的，是1077年那场被称为卡诺莎之辱的事件。因圣职任命而与教皇对立的神圣罗马皇帝，据传在大雪覆盖的城门前乞求宽恕。地上本应最为强大的皇帝，在信仰的权威面前屈膝。这一幕向后世诉说着教会的权威曾何等之大。而随着时代推移，各地的国王不断强化各自王国的独立，力图与教会的统治拉开距离。两柄剑的角力长久地来回摇摆，始终未将胜利固定于一方。

这场不息的较量，竟有一个意外的副产品。由于权力没有集中于一处，而是分裂为二、彼此牵制，因而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将民众完全支配。既不能以神之名将一切一元化，也不能将一切统一于国王的意志之下。从这未竟的分裂之中，「政治有政治的逻辑，信仰有信仰的领域」这一感觉，缓缓萌生。后来的政教分离，并非由某人作为理想一举设计而成，而是在这场漫长的权力拔河尽头所寻得的智慧。

从血海中诞生的共存

转机随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而来。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会的存在方式重新发问，以此为契机，基督教世界大为分裂。天主教与新教。信仰同一位神，却为信法之异而尖锐对立，欧洲不久便陷入漫长的宗教战争时代。信仰之别与领土、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各地反复上演惨烈的战斗。对神之真理的确信，讽刺地不断夺去人的性命。

在那惨痛之中，人们不得已抵达了一项现实的智慧。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承认诸侯拥有在天主教与路德派之间选择的权利。不过在这一阶段，能选择信仰的是诸侯，据说居民只能服从领主的教派，若有不满便唯有迁居。这与万人的信仰自由相去甚远。即便如此，它以制度承认了不同教派可在同一框架内并立，这是迈向共存的一小步。

更大的转机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结束了使欧洲荒废的漫长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的和约，也承认了在奥格斯堡被排除在外的加尔文派，教派共存进一步扩展。而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各国主权得到承认，欧洲的对立从宗教战争的形态，转向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态。不以武力裁定信仰的正误，而是相互承认彼此的存在。在流尽大量鲜血之后，人们终于开始一点点地选择将信仰从国家之手中抽离的道路。

如此进入近代之后，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在许多国家被作为应当守护的原则加以谈论。不过，这条界线的划法，因国而大不相同。有的国家将国家与宗教严加切割，也有的国家则将特定宗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温和地长久怀抱。在上帝与凯撒之间该把界线划在何处？这个问题，并无唯一的正确答案。欧洲花了两千年所抵达的，或许并非答案本身，而是一个为了不断求索答案的框架。而这一理念，将在跨海而来的新大陆上，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受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