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神道的时代 —— 近代日本与宗教

在上一话中，我们看到了在战后西欧，基督教民主主义如何将宗教价值与近代政治温和地结合起来。那是一种信仰不统治国家，而作为政治基础静静参与其中的模式。

那么，在同一时代，大海彼岸的日本，宗教与政治又是如何相遇的呢？答案与西欧大为不同。近代日本试图把信仰立为国家的支柱，而这一尝试在战争这一浩劫之中达到顶点，又随着战败而被解体。

本章所要注视的，是常被称为「国家神道」的时代。从明治维新到战败，约八十年。让我们冷静地追溯日本这一国家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剧烈摇摆的那段岁月。

将神置于国家中心的尝试

故事，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

新生的明治政府，在推进以天皇为中心的建国之时，试图把神道立为其精神支柱。同年，政府颁布了神佛分离令。这是要解开自古以来长期延续的神道与佛教的融合——神佛习合，把佛教的要素从神社中剔除出去。据记载，以此为契机，各地也兴起了破坏寺院与佛像的废佛毁释运动。

政府进而在1870年颁布大教宣布之诏，试图把神道作为国民的教诲加以推广。以伊势神宫为顶点，对全国神社加以序列化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以神祇官、后来的教部省为中心，政府尝试以神道教化国民。

这一「神社非宗教」的逻辑，既巧妙，又暗藏着深深的紧张。它把对神社的参拜，不当作信仰而当作国民的义务，从而在形式上试图与信教自由并行不悖。但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国家在要求国民举行特定的宗教礼仪。

与信教自由之间的紧张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了信教自由。不过那是一种附带条件的自由——「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限度内」。

在这一条件之下，神社神道被置于宗教的框架之外，保有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佛教、基督教以及教派神道等则被作为「宗教」对待，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神道是国家的祭祀，其余则是私人的信仰——这是一种双重结构。

这一结构通过教育渗入了国民的心中。学校里教导对天皇的崇敬，对御真影的礼拜与教育敕语的奉读成为日常。逢正月与祭礼之时，人们前往当地的神社参拜，在神社前送别奔赴战地的士兵——这样的活动，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对神社的参拜，也作为国民的义务而被广泛举行。据说，对许多人而言，这与其说是信奉特定教义的信仰，不如说是作为国民的一种行为方式。正因如此，在国家神道并非宗教这一表面说法，与其作用于人心的实态之间，始终残留着一道裂缝。

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少数派的信仰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围绕神社参拜，已知有一部分基督徒与佛教徒怀有良心上的挣扎。信教自由虽写入了宪法，但其实质却始终为国家的秩序所框定。

战争、管控，以及解体

进入昭和年代，随着日本向战争倾斜，国家对宗教的管控愈发加强。

1940年施行的宗教团体法，把宗教团体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在战时体制之下，许多宗教被要求协助国策，而那些教义部分被认定为与国家不相符的团体，据说有时也被迫遭受镇压或解散。信仰，被纳入了为遂行战争而进行的精神动员之中。

而到了1945年，战败。占领日本的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于同年12月15日颁布了所谓的神道指令。它命令废止国家保护并支援神道的体制。

就这样，自明治以来历经约八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神道与国家的特殊结合被解开了。神社成为众多宗教法人中的一员，信仰离开了国家之手，再度回归个人的领域。

近代日本的经验，作为一个实例，展示了当宗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可能发生什么。把信仰立为国家支柱的尝试，一面具有凝聚国民的力量，另一面却压制了少数者的自由，而在战争的年代里更成为管控的工具。与上一话所见西欧那温和的模式相比，日本所走过的，可以说是一条更充满紧张的道路。与其说何者为正确，不如说对于如何把握宗教与政治之间距离这一普遍的问题，各个社会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因战败，信仰一度与政治被切割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关系就此终结。在战后的日本，信仰将再度与政治相遇。这一次，是以议席这一全然崭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