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信仰与国民 ― 印度教民族主义

上一话，我们看到在中东，信仰作为围绕国家形态本身的问题显现出来。在亚洲大国印度，宗教与政治又以另一种方式交汇。这里所追问的，并非国家是否会成为宗教国家。而是「印度人究竟是谁」这一围绕国民轮廓本身的问题。印度以众多宗教共同生活的社会而闻名，其独立的出发点处，曾有一个誓言：建立一个不会因信仰之别而杀人的国家。然而据称，一股力图把多数派印度教徒的信仰置于「作为国民」之中心的潮流，正从内部撼动着这一理念。在本话中，我们将从正反两面，追溯以世俗国家身份诞生的印度，与重新追问它的力量之间的张力。

从悲剧中诞生的世俗国家

1947年，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然而那场独立，并非只有喜悦。因为它采取了所谓分治独立的形式：印度教徒众多的地区与伊斯兰教徒众多的地区，被分割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此时，以宗教之别为由的剧烈暴力在各地爆发，相传无数人丧失生命、被逐出故乡。

这一悲剧给新国家的领导者们留下了沉重的教训。相传首任总理尼赫鲁，把建立一个不会因信仰之别而杀人的国家，置于独立国家的根本。在1950年施行的宪法之下，印度作为不把特定宗教与国家相结合的世俗共和国出发。在这个多种宗教并立的社会中，要把国家凝聚为一，国家就不能偏袒任何一种信仰，亦即政教分离才是必需的——这便是印度建国所选择的道路。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印度的世俗主义并非要把宗教逐出社会。毋宁说，据称其重点在于平等地尊重一切信仰，不把其中任何一种立为国家的宗教。人们既保持笃厚的信仰，在国家层面又不偏向特定宗教——独立印度的统一，正是建立在这一微妙的均衡之上。也正因如此，如何维持这一均衡，便成为此后印度政治持续的核心课题。

「身为印度教徒」与「身为印度人」

针对这一世俗国家的形态，存在着一股提出另一种国民形象与之相对的潮流。这便是被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据称其核心，是一种把印度教的文化与传统视为印度这个国家之根基、并力图以此作为国民一体感之依据的想法。这种把印度特性与印度教传统相重叠来把握的看法，有时也以「印度教特性」这一词来表述。

作为承载这一潮流的组织而为人所知的，是1925年成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即所谓RSS。而在政治舞台上高举这一理念的，则是1980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党，即BJP。如何评价他们的主张，分歧很大。支持的人们将其视为对长期遭轻视的印度教文化与自尊的正当夺回，看作国家一体感与活力之源。而批判的人们则担忧，把多数派的信仰置于国民之中心，会把以伊斯兰教徒为首的少数派推向边缘，损害建国以来的世俗主义理念。

这一对立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之一，便是1992年在阿约提亚发生的清真寺捣毁事件。那一地点被认为是印度教所尊崇之神的诞生地，是信仰与历史复杂交织的土地。被动员的群众捣毁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这一事件在各地引发了严重的对立，并将长久地为印度社会投下阴影。围绕这一事件，对其经过与责任的看法也因立场而异，评价至今仍未定论。

在摇摆的均衡之中

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背景的BJP，此后逐渐增强了政治上的存在感。1990年代后期，它成为联合政权的中心，据称在2014年的大选中于下院取得单独过半数，执掌政权。对长期持续的、高举世俗主义的政治的不满，以及对经济的期待等等，其背景被指出有种种因素，人们选择这一潮流的理由并非千篇一律。

对这一变化，人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接受方式。从支持的立场看，它被评价为摆脱停滞、为国家带来自信与推进力的动向。也有声音把经济的增长与国际存在感的提升列为其成果。另一方面，从担忧世俗主义倒退的立场看，则有人讲述对少数派不安加剧、多样社会的和谐受损的忧虑。同一个事件，既被当作希望、又被当作不安来接受——这可以说正是印度当下的面貌。

在此想停下来确认的是：这并非印度教这一信仰本身的问题。所追问的，是把特定信仰置于「作为国民」之中心这一政治选择，会给众多宗教共同生活的社会带来什么——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信奉印度教的人们中，许多人与这类政治动向无关，静静地经营着日常的信仰。把信仰，与以其名义展开的政治，不加混淆，这一点很重要。

印度的故事告诉我们：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仅以国家是否成为宗教国家这一形式出现，也作为「国民究竟是谁」这一轮廓的问题而显现。一个怀抱多样信仰的社会，将如何把那份多样映照进国家的形态——对这一问题，唯一的正确答案尚未被找到。那么，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在那里，宗教以与革命或对立不同的、更为平和的方式，悄然在战后的政治中扎下根来。下一话，我们将追溯那一沉稳关系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