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与国家 ― 政教合一的逻辑

上一话，我们在新大陆美国看到了基督教信仰如何通过选举这一回路流入政治。然而一神教与政治交汇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把目光转向中东，宗教与政治据说结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关系。关于伊斯兰，人们常说信仰与政治难以分割。这在某一面上是对的。但若仅以这句话作结，便会忽略现实的丰富多样。怀抱着同样的信仰，有的国家把宗教置于统治的中心，有的国家则力图把宗教与政治分开。在本话中，我们就把这种摆动幅度本身作为故事的主角来描绘。

「宗教与政治一体」这句话的含义

想必有不少读者听过这样的说法：在伊斯兰中信仰与政治是一体的。据说这一理解的背景，正在于伊斯兰的形成方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所引领的早期共同体，既是礼拜与信仰之所，同时也是裁断纷争、订立约定、应对外部的政治共同体。信仰、生活与统治都处于同一项营生之中——这一原点的记忆，在后世也被一再援引。

因此，有人说伊斯兰中缺乏把法律与政治从信仰中分离来思考的发想。事实上，伊斯兰法，即所谓沙里亚，据称广泛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礼拜的方式到经商的规矩、再到家庭的形态，信仰的规范便这样与社会的秩序相重叠。由此便产生了一种看法：把宗教与政治分开这一近代西欧的政教分离发想，在伊斯兰世界中未必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一体」这个词需要谨慎对待。它所指的是理念或历史的出发点，并不意味着现实中所有伊斯兰圈的国家都是宗教国家。正如后文所见，既保持笃厚信仰、又以世俗方式运作政治的国家不在少数。「一体」这一原理，与并立于地上的多样现实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一主题的趣味所在，也是其难点所在。

1979年，伊朗发生了什么

常被人提起的、那一原理结晶为国家形态的事件，便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当时的伊朗，凭借美国的支持，在国王之下以石油收入推进着急速的近代化。这种伴随世俗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传统的生活与价值观产生摩擦，据称对经济差距扩大与社会扭曲的不满也随之叠加。终于，各阶层的不满汇聚到一起，抗议的浪潮扩展至全国。

成为这场运动精神支柱的，是从流亡地持续发声的什叶派法学家霍梅尼。相传他提出了一种理念，即由伊斯兰法学家代替隐遁的伊玛目来承担对信徒的统治，亦即所谓法学家统治论。1979年，国王离国、霍梅尼归国后，经由全民投票宣告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新宪法中纳入了这一法学家统治的理念，据称由此诞生了一种由宗教领袖充当国政最终后盾的独特体制。

这一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在那个认为近代化推进后宗教便会从政治中退场的时代，一场正面高举信仰理念的革命竟然成功了。一方面有人将其评价为通过宗教实现的民众解放，另一方面也有人从自由与人权的角度加以批判，评价至今仍然分歧。可以确定的是，这场革命在围绕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世界性讨论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一种信仰，多种政治

不能只看伊朗的例子就谈论整个伊斯兰圈。因为在同一种信仰之下，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态曾经并立。

例如土耳其，便走上了与之相对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里发制被废除，首任总统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等人据称把国家的根基从依据伊斯兰法的统治切换为依据世俗法的统治。这一把宗教从国家中分离的原则，后来也被写入宪法，长期被奉为立国之柱。这并非否定信仰本身，而是力图把政治的领域从宗教中分开的尝试，这本身也是伊斯兰圈在近代所作的重大选择。不过此后，世俗主义与力图更重视信仰的潮流之间的张力据称仍在持续，土耳其的历史也是这场拉锯的轨迹。

被称为伊斯兰主义的运动，内部也有幅度。在力图依照伊斯兰理念重整社会的运动中，既有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那样、试图通过教育、福利以及合法的政治参与来接近目标的潮流，据称也有强烈宣讲回归原点的潮流。它们彼此想法各异，有时甚至相互对立。若用「伊斯兰主义」一词把它们捆在一起，其内部的多样性便看不见了。

伊斯兰与政治的关系，往往被以简单的图式来谈论。但实际上，各地区的历史、教派、社会情形错综交织，生活其中的人们的信仰方式也并非千篇一律。把某一种形态视为典型来判断整体，会使那多样的现实、以及生活其中之人的心思都变得看不见。信仰与政治应当如何交汇，是一个即便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至今仍在追问的、开放的问题。

就这样，在中东，信仰作为围绕国家形态本身的问题显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是亚洲。在那里，多数派的信仰与作为国民的意识相结合，将悄然而深刻地撼动一个本应以世俗国家身份起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