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与第二次石油危机 — 1979

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中东产油国攥住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其中位列前茅的，是以波斯后裔自居的大国——伊朗。国王（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把喷涌而出的石油美元一股脑投进军备与现代化，誓要把自己的国家推上“中东超级强国”的宝座。

然而，这座本该光芒万丈的王朝，却在1979年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扣动扳机的，既不是坦克，也不是他国的军队，而是涌上街头的民众，以及一位从遥远流亡地用磁带传回声音的年迈宗教领袖。

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与积压的不满

巴列维王朝的沙阿推行的，是一场名为“白色革命”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土地改革、女性选举权、扫盲运动——这是一套以欧美为蓝本的世俗化方案。德黑兰高楼拔地而起，富裕阶层尽情享受着西式生活。

可这份繁荣，并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骤然加速的现代化滋生了通货膨胀与贫富分化，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们挤进了破败的贫民窟。更何况，沙阿还动用秘密警察“萨瓦克”严酷镇压反对派，容不得半点批评。

承接起这股不满的，是什叶派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他痛斥沙阿政权“腐败、谄媚欧美、背弃信仰”，并于1964年被驱逐出境。然而，从流亡地伊拉克、再到法国巴黎郊外，录下他布道声音的盒式磁带悄悄流入伊朗国内，不断点燃人们心中的火。

值得注意的是，扛起这场革命的并不只有宗教势力。世俗左派、民族主义者、商人（巴扎商人）、知识分子——这些本应理念迥异的人，竟也为了“无论如何先推翻沙阿”这一点而联起手来。财富所带来的扭曲激起的愤怒，就是这般广泛而深沉。而被这支驳杂的联盟推上顶端的，正是流亡多年、比谁都更不肯妥协、始终如一抨击沙阿的霍梅尼。

国王离去，老者归来

1978年，一篇诋毁霍梅尼的报道见报，成了导火索，各地抗议与骚乱熊熊燃起。学生、工人、商人、教士——立场各异的人因“打倒王制”这一点结成一体，罢工与游行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就连石油产业的工人也加入罢工，国家命脉所系的原油生产就此停摆。

终于，1979年1月，沙阿以“疗养”为名离开伊朗，这实际上就是流亡。同年2月，结束了长达14年流亡生涯的霍梅尼自巴黎归国。据说有数百万民众涌向德黑兰机场，以狂热迎接这位老者。2月11日，革命势力掌握实权，王朝彻底落幕。

同年，经全民公投，国名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个曾立志成为世俗现代国家的国度，仅一年有余，便脱胎换骨为由教士掌握最高权威的宗教国家。这是20世纪中东无人预料到的地壳剧变。

停摆的油田，飙升的价格

革命的动荡直接冲击了世界经济。当时的伊朗是世界屈指可数的产油国，革命前后的罢工与混乱使其庞大的原油出口大幅缩水。就供应损失量本身而言，相对全球总量不过是一小部分，但真正主宰市场的并非“数字”，而是“恐惧”。

“下一个陷入动荡的会是哪个国家""石油会不会再也买不到便宜的了“——还记着1973年噩梦的消费国和企业，争先恐后地囤积原油。这股”恐慌性抢购“与”对未来的不安“使供需进一步吃紧，油价再度飙升。这便是第二次石油危机。

继第一次之后的第二轮价格暴涨，给刚刚有所恢复的发达国家经济狠狠一击。物价上涨与经济停滞同时袭来的”滞胀“折磨着各国，而把能源命脉押注于中东一隅的危机感，也由此深深刻进了世界的记忆。自此之后，对节能技术的投资、对中东以外油田的开发、以及核能等替代能源的探索，都开始全面提速。

讽刺的是，历经这两次危机，世界开始一点一点地朝”摆脱对中东依赖“的方向改换体质。在日本，省油的小型车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北海、阿拉斯加等非中东油田的开发也随之加速。短期内为产油国带来巨额财富的石油危机，从长远看，却也是对产油国自身的一记警告——”未必能永远高价卖出石油“。这条伏笔，会在本系列的尾声再度浮现。

划下的断裂线

革命带来的另一项决定性变化，是与美国关系的断绝。1979年11月，因美国接收流亡的沙阿入境就医，激起愤怒的学生们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扣押馆员为人质。这场占领一直持续到1981年初。

此前还是”中东最可靠盟友“的伊朗，骤然变成反美的急先锋。多年苦心经营的美伊蜜月就此告终，两国外交关系彻底中断。美国为中东描绘的那张安全保障地图，被迫大幅改写。

这道断裂，成了此后数十年束缚中东的枷锁。对美国而言，伊朗化作”失落的基石“，而该到何处去寻找替代的立足点这一难题，扭曲了整个地区的力量格局。经济制裁、相互猜忌、以及时不时升温的军事紧张——当你在今天的新闻里看到”美伊对抗“这个词时，它最深的根，就埋在1979年。

革命伊朗的诞生，也令周边产油国神经骤然紧绷。尤其是与其接壤的邻国，被两种情绪同时撕扯：一是”革命之火会不会烧到自家“的恐惧，二是”是不是趁乱夺取领土与霸权的良机“的野心。

围绕油田财富的故事，从这里急转直下，步入血腥的篇章。革命的余波，将让相邻的两个大国，在边境的油田之上正面相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