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歌唱的歌 ― 国家动员音乐的时代

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唱片与广播将歌变为「大家之物」的时代。流行歌在街角流淌，人们哼唱着新歌，音乐融入了生活之中。然而，那自由的扩展并未持续太久。在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中日战争，进而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歌渐渐被国家所掌握。唱什么、不唱什么——一个由国家方针而非个人来左右这一选择的时代到来了。本回将以军歌的大流行、被视为敌性音乐的爵士乐之排除、统辖音乐家的团体、前往战地的慰问这四件事为轴，从光与影两面，追溯歌被动员的时代。

军歌，成了国民之歌

一九三七年，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以战争为主题的歌一首接一首地诞生。其中广为人知的，是据传于同年发售的《露营之歌》。这首歌唱出了出征士兵的心情，据传以半年售出六十万张这一当时破例的成绩，成为代表时代的歌曲之一。同一年，由报社公开征集歌词、据说由北原白秋与岛崎藤村等人加以修润的《爱国行进曲》得以制定。作曲据传出自曾创作《军舰行进曲》的前海军军乐队长濑户口藤吉之手。

这类歌常被一概称作「军歌」，但其内涵其实各不相同。既有雄壮的进行曲，也有怀念故乡、悼念战友的抒情之歌。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为之动容，主动哼唱。歌越是贴近国民的情感，它就越能成为支撑战意的力量——战时之歌所怀有的两义性正在于此。

重要的是，这些歌并不一定只是由上而下强加之物。报社、唱片公司与广播争相将战时之歌推向世间，人们也同样购买并歌唱。国家的意图、大众的情感与产业的盘算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以此视之，可说才是公平地追溯这一时代的视角。

被点名为敌之音乐的声响

随着战争旷日持久，矛头也指向了「敌国的音乐」。自明治以来，日本热心地吸收西洋音乐，到了昭和初年，爵士乐已令都市的青年为之倾倒。然而随着与英美对立的加深，那西洋音乐被点名为「敌性音乐」。

风向的转变，据传在开战之前便已开始。一九四〇年十月底，全国的舞厅据说在内务省的命令下关闭，连爵士乐流淌的场所本身也被夺走。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爵士乐作为轻佻浮薄、招致颓废之物而受到强烈批判。一九四三年，据传约有一千种爵士乐唱片等被公布为不适于演奏之物，并被要求自发停止演奏、上交唱片。

不过，也有人指出，这样的排除并未被彻底贯彻。一方面，英语作为敌性语而被避用，外来词被加以替换；另一方面，现场的执行存在余地，也留下了人们暗中偷偷享受西洋音乐的证言。越是被禁之物，反而越在人心之中存续下来。由上而下抹去一种文化之难，在此也得以显现。

统辖音乐家的团体，与前往战地的慰问

要管制歌与演奏，就需要一个统辖承担它们的音乐家们的机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据传在内阁情报局与文部省的监督下成立了日本音乐文化协会。它是以大政翼赞会等为后盾的团体，据说承担了要求在演奏中加入日本人作品、举办为提振士气与陶冶情操的演奏会、向工厂派遣乐团等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据传若不加入这一协会，便难以获得乐谱，或难以领取演奏所需的纸张配给。换言之，对音乐家而言，加入协会实际上成了继续从事活动的条件。与其说是直接的镇压，不如说是通过制度的网目使自由日渐收窄——管制大多采取了这样静默的形式。

另一方面，将音乐送达战地、工厂以及后方民众的「慰问」，在这一时代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歌手与乐团巡回前线，以歌声鼓舞受伤的士兵与劳作的人们。慰问既带有协助战争的一面，同时也展示了在极限处境中支撑人心的音乐之力。同一首歌，既可以是把某人送往战场之歌，也可以是给某人片刻慰藉之歌。歌的意义，会随它被奏响的场所而改变。

被夺去自由的歌，留下了什么

战时的音乐管制大大收窄了歌的自由。唱什么受国家方针左右，敌国的音乐被点名排斥，音乐家被编入制度的网中。从唱片与广播所开辟的「大家之歌」的时代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倒退。

然而，我们也不能仅仅把这一时代所留下之物当作灰暗的记忆来了结。战时之歌中的许多，是由人们真实的情感所支撑的。怀念故乡、惜别离、盼望活下去的心——那份心本身，并未随战争结束而消失。毋宁说，正因被压抑了那么久，被解放时对音乐的渴望也就越发强烈。管制能将文化暂时压下，却无法抹去人想要歌唱这一欲求本身。

战争从音乐夺去之物，与即便如此仍留存之物。怀着这一对比，歌走向下一个时代。不久将至的战败与焦土。在一切仿佛都已失去的废墟之街上，人们却再度渴求歌。而仿佛要回应那干渴的心一般，一种与此前迥然不同、明快而迸发的节奏，开始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