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道路 ― 开发独裁与主体之国

上一话中，我们看到了同一民族彼此举枪相向的朝鲜战争。1953年的停战协定既未产生胜者，也未产生败者，只是在半岛正中划下一条军事分界线，把战火就此冻结。

战争没有结束，只是停了下来。然而，在那条停下来的界线南北两侧，两个社会不久便开始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迈进。南方在威权政权之下迅速实现工业化，北方则高举独特思想、日益走向孤立。

这一话所描绘的，并不是哪一方体制正确、哪一方错误的故事。在冷战这一巨大的力学之中，被撕裂的半岛南北各自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选择了怎样的道路——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冷静地，从光与影两面来审视这一对照。

南方的选择 ― 政变与汉江奇迹

停战后的韩国，是世界上数得上的最贫困国家之一。战争使国土荒废，产业的根基几乎荡然无存。

使这个韩国发生巨大转变的，是1961年5月16日的政变。以朴正熙少将为核心的军队掌握了政权，此后朴正熙从1963年到1979年一直占据总统之位。军人出身的领导者在比选举更强的统制之下率领国家——这便是所谓开发独裁体制的开端。

朴政权所高举的，是经济的重建。从1962年起，数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得以推进，据称路线由此前以国产替代进口的方向，转向了通过出口赚取外汇的重工业化方向。从纺织、杂货起步，产业的重心逐渐转向钢铁、造船、汽车、电子。在农村，据称自1970年开始的新村运动，以改善生活环境与改造意识为口号而展开。

在这些举措之下，韩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增长。取流经首尔的汉江之名，这一高速增长后来被称为汉江奇迹。据资料记载，到1970年前后，韩国据称已超越此前在经济上被视为占优的朝鲜，并摆脱了最贫困国家之列。

然而，在繁荣的背后，政治自由却被收窄。据称，1972年10月，朴正熙颁布非常戒严令，修改宪法，确立了所谓维新体制。总统的权限被大幅强化，长期统治作为制度被巩固下来。经济一面增长，而对此提出异议的声音则遭到严厉压制。富裕与不自由同居一处的社会——这便是这一时代南方的面貌。

在停战线以北，社会则依照截然不同的原理被塑造。

率领朝鲜的是金日成。象征其体制的，是被称为主体思想的独特理念。据Kotobank等的解说，其支柱在于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防上的自卫。

据称，主体一词登上公开场合是在1955年，到1960年代后半，这一思想逐步体系化。最初，它也是在苏联与中国对立加深之际，表明不依附于任何一方的自主路线。回想被大国左右、屡遭翻弄的半岛历史，这种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主张，也可说有其相应的背景。

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是由国家计划生产并加以分配的计划经济。战后较早的时期，在接受苏联、中国等援助的同时，以重工业为中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据称到1960年代前半为止，也曾有过超越南方的时期。矿物资源丰富，加之殖民地时期重工业基础被置于北侧，这些也被指为支撑其初期优势的背景。

与此同时，在北方，以领导者为中心的体制逐渐被巩固。据称，主体思想被写入1972年制定的宪法，被定位为取代此前理念的国家正式思想。高举经济自立的理念，与政治体制也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贯穿半岛历史的对大国从属的记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用自己的力量站立这一主张赋予了强烈的说服力。

然而，高举自立的经济，据称不久便开始显露困局。随着所接受援助额的减少，加之计划经济本身的僵化，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的停滞与危机被陆续指出。南方选择了向外开放、靠出口赚取的道路，北方则试图向内封闭、贯彻自立。这一选择的差异，日后作为南北经济实力之差，清晰地显现出来。

从停战到二十多年间，南北已成为彷佛属于不同世界的社会。

在南方，人们正逐渐变得富裕。电视普及，城市膨胀，出口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声名渐起。然而在其背后，对政权提出异议的自由却十分稀缺，劳动现场的严苛条件仍在持续。富裕，确实在增加。但它并非与自由成套而来。

在北方，在以领导者为顶点的牢固体制之下，社会被汇聚到同一个方向。高举自立的经济逐渐变得沉重，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不断拉开。

说着同一种语言、共享同一段历史的人们，仅仅在数十年间，便活在了如此不同的社会之中——正是这一事实，或许是冷战在半岛上刻下的最深的伤痕。仅仅被划下一条线，人们的生活、思考方式，乃至未来的形态，都被分隔开来。

而即便在本应实现了繁荣的南方，人们真正所求的东西也尚未到手。富裕之后被叩问的，是自由。下一话，我们将看到追求那份自由的激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