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 — 殖民统治的光与影

上一回，我们见证了大韩帝国从地图上消失、半岛进入朝鲜总督府统治之下的过程。从这里到一九四五年的三十六年间，便是所谓殖民统治的时代。没有哪个主题，会像这个时代一样，因观者立场不同而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有人把铺设铁路、兴建学校、人口增加等事实作为近代化的一面来讲述；另一方面，也有人控诉土地与资源被夺、语言与名字被改、民众被动员投入战争这般掠夺与同化的现实。若只取其中一面，那便只是一半的历史。这一回，我们将把加害与被害的双方，连同评价的对立原样并列，尽量冷静地加以追溯。

从武断到文化 — 统治为何转变

合并之后不久的统治，后来被称为武断政治。据称，日本的军队、宪兵与警察被部署到半岛各地，构筑起严厉取缔独立运动与抵抗活动的体制。在宪兵兼任警察的机制之下，民众的言论与集会受到强烈限制——这是多份记录所传述的。

大大动摇了这一体制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三一独立运动。三月一日，以在首尔的塔洞公园（今塔谷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为契机，要求独立的运动一举扩散至半岛全境。这正值前一年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揭橥的民族自决理念鼓舞着世界各地被支配地区的时期，据称这股潮流也波及了半岛。

关于镇压这场运动的牺牲者人数，史料之间存在巨大出入。当时朝鲜总督府的记录称死者为五百余人，而在上海参与独立运动的朴殷植的著作中记载死者为七千五百余人，近年韩国研究机构的统计中也有称约九百人的。既然数字如此参差，便无法以单一确定值来论述。可以确定的是：发生了导致众多人命丧失的激烈冲突，而围绕其规模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

近代化与掠夺 — 同一事实的两副面孔

谈及这个时代时，对立最为尖锐的，是围绕近代化与掠夺的评价。

在统治下的半岛，有人指出诸如铁路、道路、港湾得到整备，近代学校与医院得以设立，农业生产与工业化推进，人口增加等事实。有声音把这些评价为对半岛近代化有所贡献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有声音举出：同一时期，据称通过土地调查事业，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权利；据称以稻米为首的产物被移出至日本本土，挤压了半岛内部的粮食状况；据称工业化与开发首先按照日本的需要推进——并控诉这并非为半岛民众的近代化，而是为掠夺而设的机制。

困难之处在于，这些并非各自独立的事件，而往往是同一事实的两副面孔。例如铁路，既使人与物的往来便利，同时也成为运送资源与兵员的动脉。学校的普及据称提升了识字率，而那教育的内容，则被指织入了后文将触及的同化意图。把同一事实称作「近代化」还是「掠夺的手段」，会随着把光投向哪一面而改变。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对仅凭一副面孔便论述整体一事保持审慎。

名字与动员 — 同化政策之重

在统治的后半，尤其是从中日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时期，据称试图把半岛民众作为日本臣民加以一体化的所谓皇民化政策日益加强。常被作为其象征来讲述的，是一九四〇年前后推行的创氏改名。

据称，创氏改名由两个要素构成：以日本式的氏取代朝鲜古来之姓的「创氏」，以及把名改为日本式的「改名」。研究中论述道，其本来的用意，在于使以父系血缘集团为基础的朝鲜家族形态趋近日本的家制度，并植入对天皇的忠诚。氏的申报被强力敦促，据称在未申报的情况下会以户主之姓为基础确定其氏；而改名本身在形式上据称属任意，也有人指出实际连名都改了的人有限。即便如此，统治踏入自身名字这一与人之尊严深切相连之物的事实仍然沉重，把这视为伤害民族尊严的同化强制的声音根深蒂固。

在三十六年这段岁月里，半岛被深深地改变了。一面是铁路奔驰、学校增多、生活的形态被改组向近代，另一面则是土地、语言、名字，乃至人本身，被编入统治与战争的逻辑之中。那段经历，在解放之后仍长久地留在半岛民众的记忆里，并成为思考与日本关系时的基础。

而在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战败，给这三十六年画上了一个突兀的休止符。然而，那对半岛而言，并非平静的解放的开端。一种支配离去之后等待着的，是半岛被新的大国一分为二这般意想不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