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合并 — 主权的丧失

上一回，我们见证了甲午、日俄这两场战争的落幕。清退去了，俄国也退去了，在这片半岛上，主导权逐渐倒向日本。然而，「掌握主导权」与「夺取主权」之间，仍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一回所追溯的，正是这道鸿沟在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被填平、大韩帝国这一国家从地图上消失的过程。这是本系列中评价尤其分歧的主题之一。正因如此，我们将尽量冷静地排列所发生的事件，并就如何看待这些事件，把多种观点并列陈述，逐步展开。

外交权移交之日 — 一九〇五年的保护条约

故事的起点，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的协约。据称，凭借这份被称为第二次日韩协约、或按缔约之年干支称为乙巳条约的约定，大韩帝国的外交已无法再由本国之手进行，对外交涉须经由日本。而在汉城（今首尔），设立了统辖其实务的统监府，首任统监由伊藤博文出任。

围绕这份协约，缔结的来龙去脉本身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在日本一方的记录中，它被定位为经过既定程序而成立的条约；而在韩国一方，则有人主张这是一份缺乏皇帝正式批准、在军事压力之下被强加的无效约定，这样的声音至今依然根深蒂固。众所周知，即便两国史学界反复进行联合研讨，评价仍未能达成一致，围绕史料解读的争论尚无定论。

不过有一点可以超越立场加以确认：当时半岛的民众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有反对协约而自尽的高官，各地发生了商铺闭门的抗议，抵抗日本统治的义兵活动也随之扩散——这些都是多份记录所传述的。外交权这一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支柱之一被抽走，其分量被人们敏锐地感受到了。

密使与暗杀 — 抵抗的形态

面对主权不断被削弱的趋势，半岛一方并非只是默然顺从。一九〇七年，大韩帝国的高宗向荷兰海牙召开的万国和平会议派遣密使，试图向国际社会申诉因保护条约而被夺走外交权的困境。然而密使们未获准参加会议，各国也不愿介入这一问题。结果，这一事件反而被认为起到了在国际上追认日本统治半岛的作用，据传被追究责任的高宗被迫退位。随后缔结的第三次日韩协约，使内政权限也进一步移向日本一方。

抵抗不久也呈现出更激烈的形态。一九〇九年十月，已卸任首任统监的伊藤博文，在满洲的哈尔滨车站被安重根射杀。据称安重根将伊藤视为扰乱东洋和平之人而下手，他后来在狱中写下《东洋和平论》一事也广为人知。把他评价为为独立而舍身的义士的看法，与批评其为暗杀要人的恐怖行为的看法，至今仍尖锐对立。在此，我们也不愿对其中一方下断语，而希望把两种评价并立这一事实本身记录下来。

另外，有时人们谈论伊藤被暗杀仿佛引发了合并，但对照史料，这并不准确。据称，合并半岛的方针，在暗杀之前的一九〇九年年中，就已在日本政府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也有说法称，伊藤本人原本采取的是不立即合并、维持保护国进行统治的渐进路线，而他的缺席，加速了向更强硬路线的转变。即便围绕一桩暗杀事件，对因与果的判断也并不一致。

一九一〇年，一个国家消失了 — 如何看待合并

随后在一九一〇年八月，缔结了日韩合并条约，据称大韩帝国被日本合并。汉城设立了朝鲜总督府，半岛进入日本的统治之下。一个王朝与一个帝国的历史，在此暂且落下帷幕。

这场合并，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评价，或许是本系列中分歧最为激烈的主题。一方有这样的看法：它是在当时国际法之下缔结的合法条约，也具有为混乱的半岛带来近代统治的一面。另一方则有这样的声音：它是在军事压力与外交权剥夺层层叠加之后、剥夺了实质上的选择自由而被强加之物，其正当性无法被承认。条约程序的有效性、对当时国际法的评价、半岛民众的意志被反映了多少——无论取哪一个论点，在专家之间都尚无定论。

主权这一难以看见却又决定性的东西，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而后决定性地丧失了。外交权移交，内政权萎缩，最终国家本身从地图上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半岛民众的抵抗、大国之间的力学，以及评价尚未确定的条约，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

就这样，大韩帝国销声匿迹，半岛被推向新的时代。接下来开始的，是朝鲜总督府统治的岁月。那里，铁路与学校这般近代的装束，与同化政策、动员这般统治的现实，难分难解地共处一体。围绕如何看待其光与影，评价将更为激烈地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