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代的天皇

上一话中，我们看到了明治维新将天皇推上近代国家中心的那段历程。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天皇被定为总揽统治权的存在，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然而，那个近代国家终究还是踏入了战争的世纪。本话要描绘的，正是在那个时代里，天皇究竟处于怎样立场这一追问。

需要事先声明。这里所要讨论的主题，包含许多至今评价仍然分歧的论点。尤其是围绕战争责任，因立场不同，看法相差极大。本文不持特定的政治立场，尽量公平地并列多种看法，避免下断语地推进。既不煽动，也不礼赞，只想安静地追溯历史的脚步。

从大正到昭和 ― 动荡时代的开端

明治天皇驾崩、改元为大正，是1912年的事。大正时期政党政治得以扩展，孕育出后来被称为大正民主的自由风气。

但大正天皇健康受损，自1921年起，由当时的皇太子裕仁亲王，也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出任摄政。1926年12月，因大正天皇驾崩而皇位继承，昭和的时代由此开始。新天皇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旧皇室典范的规定，成为第124代天皇，并被定为统率陆海军的大元帅。

这个时代，世界正剧烈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景气、关东大地震，以及进入昭和之后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在社会不安日益加深之中，对政党政治的失望蔓延开来，军部逐渐增强了发言权。宪法上虽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但实际政治是通过内阁、军部、官僚等机构在运作，天皇个人的意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政治，后来成为一个重大的论点。

军部的抬头，与统帅这一难题

昭和之初，据说政治的结构中潜藏着重大的弱点。那就是统帅权的问题。

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指挥军队的统帅之权被定为属于天皇，并逐渐被解释为内阁难以介入的独立领域。这一解释一旦扩展，军方便有了脱离内阁统制而行动的余地，政治与军事之间生出了深深的鸿沟。

1931年的满洲事变，以及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军方一部分以实力撼动政治的事件接连发生。二二六事件之时，昭和天皇强烈要求镇压叛乱，是众所周知的。从这样的场面出发，有看法认为天皇对军方的失控抱有忧虑。另一方面，对于结果上整个国家逐渐倾向战争这一点该如何评价，见解则有所分歧。

日本终于踏入中日战争的泥沼，并在1941年走向对美英开战。国家为何无法阻止战争——对于这一追问，军部的独断专行、政治领导的缺位、国际局势的紧张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据说并无简单的答案。关于天皇的角色，围绕开战决定之经纬的解释，研究者之间也各有不同。

圣断 ― 终战这一决断

战局逐渐恶化，对本土的空袭持续不断，乃至发展到两座城市被投下原子弹的地步。在国家存续本身受到质疑之中，是否结束战争的判断，迎来了最后的局面。

1945年8月，召开了汇集政府与军方首脑的御前会议。是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还是仍要继续战斗？会议上意见一分为二，据传争论极为激烈。主张接受者，与以维护国体等为条件、坚决反对到底者，激烈对立。

在合议无法决出结论之中，最终以仰仗昭和天皇判断的形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便是所谓的圣断。而在8月15日正午，通过玉音放送，向国民宣告了战争的终结。

战争责任 ― 至今仍在延续的追问

战后，召开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所谓的东京审判，对战争领导者进行了审判。但昭和天皇未被起诉，也未退位。如何看待这一事实，直至今日争论仍在延续。

关于天皇未被起诉的背景，广为人知的一种说明是：其中存在为顺利推进占领统治而作出的政策性判断。也就是说，不予起诉的判断，与其说是确定了历史责任的有无，不如说是在占领这一现实之中所作的选择。因此，常有人指出，未被起诉并不意味着责任的争论就此终结。

「战争责任」这一说法本身，也需要谨慎对待。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义责任——这些属于不同层面的话题，从哪一层意义上来谈，争论便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若在这一区分含糊不清的情况下展开讨论，据说赞否双方容易各说各话，始终平行而不交汇。

这一追问为何长久延续？正如前面所见，统治的结构本身同时怀有「巨大的权威」与「作为立宪君主的制约」，而「责任」一词又横跨多个领域，这被认为是争论不易收束的原因。本文不偏袒其中任何一种立场。只是想确认一点：这并非可以轻率断言的主题，而是应当以敬意与审慎持续注视的追问。

战争结束了。但那场战败，将从根本上改变天皇这一存在本身的形态。下一话，让我们来看看在日本国宪法之下诞生的全新天皇形象——象征天皇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