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默的权威 ― 从战国到江户

至此为止，我们看到了权力归于武家、权威归于朝廷的双重结构如何渐渐形成。在那条分岔路的尽头，朝廷迎来了或许是最为静默、也最为艰难的时代。战乱席卷全国，曾支撑朝廷的庄园收入据传日渐枯竭。然而，恰恰是在这看似已失去力量的时期，天皇这一存在如何凭借「政治力量」之外的某种东西得以保全的身影，反而清晰地浮现出来。本篇将尽量冷静地，追溯从战国的困顿走向江户的安定的这段历程。

渐熄的灯火 ― 战国时期的困顿

以应仁之乱为一道分界，日本进入了漫长的战乱时代。在各地武士竞相角逐势力之际，以京都为中心维系的朝廷生活，据传日渐衰微。朝廷的收入多由各地领地所支撑，但在战乱之中，那些收入的来路或被切断，或被武士所占据，宫中财政愈发拮据。

讲述这种艰难时，人们常举即位之礼为例。它本是向内外昭示新天皇已继承大位的重要仪式，然而据传曾有那样的时代，连筹措举办它的费用都并非易事。如后柏原天皇、后奈良天皇那般，据传需历经数载方能举行即位之仪的例子，也世代相传。仪式绝非仅是华丽的庆典。它是向社会昭示天皇这一存在确实在此的、可见的标志。连点亮这标志的灯油都为之短缺——后世如此相传，足见这一时代的朝廷，正静默而深刻地，被考验着其存续之根基。

即便如此，天皇这一存在本身却从未消失。它为何不曾消失？仿佛要为这一疑问给出一个答案，在战国之世走向终结之际，握有力量的武将们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朝廷。

武将们与朝廷 ― 织田、丰臣的时代

战国末期，迈向天下统一的织田信长，以及继其之后的丰臣秀吉，与朝廷的关系日益加深。关于二人与朝廷关系的评价，既有看重协调的看法，也有认为其中暗含紧张的看法，学术上至今仍有争议。在此，我们主要着眼于确凿相传的事实轮廓。

在正亲町天皇的时代，据传凭借信长与秀吉的助力，宫中的修缮与朝廷仪式的重整得以推进。在长久衰微的朝廷生活中，灯火再度被点亮。而秀吉据传被朝廷任命为关白这一最高官职。以武力制霸天下者，在向世人昭示其地位时，仍需要朝廷的官位——这一事实，恰好道出了这一时代权威的存在方式。掌握实际力量者，与赋予那力量以正统性者——二者是分离的，而承担后者之责的，正是朝廷。

此处所见，是武家支撑朝廷、朝廷赋予武家权威这一彼此相互支撑的关系的一种形态。它并非对等的力量均衡，却显示出天皇这一存在，在与现实权力不同的层面上，持续地对社会保有意义。不久，天下转入德川之手，这一关系也将采取更为齐整的制度形态。

制度之中的天皇 ―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闭合了战乱之世、缔造了长久太平的江户幕府，对于与朝廷的关系，也制定了明文化的框架。那便是据传于元和元年（1615年）制定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它受德川家康之意而起草，由汉文体的条文构成，据传将天皇与公家应当遵守的事项逐一书写下来。

据传其内容，例如：天皇应修习以学问为首的诸般德目；公家官位的晋升，依各家既有惯例确立了相应标准；将关白、武家传奏等职位置于朝廷运作的枢要等等。值得注目的是，据传连天皇也被纳入这类法度的对象之中这一点。借此，幕府被评价为将朝廷置于了自身所定的制度框架之内。

如何看待这一法度，因立场而见解各异。一方面有看法认为，它约束了朝廷的自由，将其活动收束于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有看法认为，它以制度形式安定了因战乱而动摇的朝廷地位，发挥了支撑其存续的作用。无论如何，纵观整个江户时代，天皇与朝廷都被置于远离掌握政治实权的立场之处。

从战国的困顿走向江户的安定。在这两百数十年间，天皇并非左右政治者，而是作为体现悠久由绪者，静静地留在京都的御所。那是一段不事张扬、却确凿无疑的连续岁月。不久，到了十九世纪，在外来的压力与内在的动荡之中，日本将大为动摇。届时，人们将试图把这长久不立于台前的权威，唤回到新的建国事业的中心。下一篇，我们将走入近代拉开帷幕的故事——随着王政复古之号令，天皇被推向国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