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近代天皇

至此为止，我们看到了天皇远离政治舞台、作为体现悠久由绪的权威而静静得以保全的身影。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外来的压力与内在的动荡之中，日本这个国家的形态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届时，人们试图据为新的建国事业之中心的，正是长居于京都御所的天皇。本篇将追溯从王政复古之号令到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历程，依据史实，看一看近代天皇这一崭新的存在方式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王政复古的号令 ― 将天皇置于中心

幕末的日本，围绕与外国通商而起的动荡，与国内政治势力的对立交织在一起，剧烈地动摇着。长期掌握政治实权的江户幕府，其力量也开始显露出限度。不久，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归还朝廷的大政奉还得以实行，随后据传在庆应三年岁末（新历为1868年初），发布了王政复古的大号令。这是宣告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府之树立。

此处所发生的，绝非单纯的政权更替。将武家长久承担的政治实权再度归还于天皇之手——至少在理念上如此标举的，是一场巨大的转折。如前所述，天皇约七百年间一直处于远离政治台前的位置。如今，这一存在作为新时代正统性之源而被唤回。也可以说，长久以来所保全的连续性本身，被用作了立起近代国家的根基。

而在明治元年，据传明治天皇昭示了五条御誓文。广开会议以决断事务，力求一个不拘身份、人人皆能各遂其志的社会等等——据传是以向神明起誓的形式，作为新政府的基本方针，向内外加以阐明。新的建国事业之起点，以天皇之名得以宣告。

作为近代国家的中心 ― 通往立宪君主之路

新政府所着手的，是将原本支离破碎的国家改造为一个近代国家的宏大事业。据传它废除各地的藩，转向由中央治理的体制，又接连整备了军队、税制、学制等制度。这一切改革，都是在「一个凝聚于天皇之下的国家」这一构想之上推进的。天皇被定位为新国家所赖以立足的中心。

这一历程的到达点之一，便是据传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借此，日本被认为成为东亚较早具备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国家之一。宪法一方面规定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统合而总束之），另一方面也写下了其权限须依宪法条规行使这一立宪君主制的框架。既赋予天皇强大的权限，又同时将其行使置于宪法这一框架之中——正是在兼具这两个面向之处，显现出这部宪法的性格。

关于这部宪法之下天皇的存在方式应当如何把握，存在着几种看法。既有看重宪法对权限加以框定的立宪君主面向的读法，也有强调仍有广泛权限汇聚于天皇这一点的读法，评价并不一致。在后来的时代，这一框架是如何被运作的，这一问题也将牵连到此后各篇的主题。

作为统合的象征 ― 神圣化与国民

近代天皇另一项重要的角色，是作为将新生的国民凝聚为一体的、心灵所归依之处的面向。在此之前，人们各自在所居的地域、所属的身份之中经营生活。要将这些人作为「同一国家的国民」凝聚为一体，便需要一个人人皆可仰望的共同中心。拥有悠久历史的天皇，据传承担起了作为这一中心的角色。

在这一时代，天皇通过教育、仪礼以及巡幸各地等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铁路、报纸等新的技术与机制，据传在将这一身影传遍全国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之中，天皇渐渐被作为神圣的存在加以仰望，强化了凝聚国民为一体的象征之性格。近代国家的建设，与对天皇崇敬之高涨，可以说是彼此相互支撑地推进的。

随着王政复古的号令被推向国家中心的天皇，经由始于五条御誓文、终至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历程，被定位为近代国家之核心。长久远离台前的权威，转变为新时代正统性与统合之中心的姿态。然而，被置于近代国家的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所迈向之道路的责任，可能由其一身来承担。不久，时代将走向战争的世纪。下一篇，我们将公平地并列多种看法，追溯在那巨大的浪潮之中，天皇这一存在被置于何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