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排条例与排除的时代

前话所见的暴对法，是凭警察与行政之手收紧暴力团的机制。用行政命令制止以组织威势为背景的要求，让资金来源枯瘦下去——。它确实取得了成效，但也有局限。组织变换名目，伪装、隐藏成员，从规制之网中钻出。即便处罚提出要求的一方，只要还有应其要求者、利用其者存在，资金的流动便无法被彻底斩断。

于是，思路又向前转换了一个阶段。超越「取缔暴力团是警察的工作」这一前提，由社会一方斩断与暴力团的关联本身——。把这一想法化为制度的，便是暴力团排除条例，通称暴排条例。本话将冷静地梳理惩罚的主角从警察转向社会本身的这一「排除的时代」之结构。

始于福冈的全国化

打响第一枪的是福冈县。2010年4月1日，全国首部暴力团排除条例开始施行。

这部条例的新意在于：它不只惩罚暴力团成员本身，还向给暴力团提供利益的「市民与企业一方」追究责任。出于协助暴力团活动或运营的目的输送利益、让暴力团成员使用自己的名义、明知会被用作暴力团事务所仍提供不动产——这些行为遭到禁止，情节恶劣者还被列为处罚对象。

福冈的动向波及全国。各都道府县相继制定类似条例，2011年东京都、冲绳县等地也开始施行，至此全国所有都道府县都凑齐了暴排条例。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把暴力团从社会中排挤出去的框架，覆盖了日本全境。

从银行账户与合同中被排挤

排除，深入到了日常经济活动的细枝末节。

其象征，便是写入合同的「暴力团排除条款」，即所谓暴排条款。这是一种条款，规定合同对方相互确认对方并非暴力团等反社会势力，若日后查明并非如此，则可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解除合同。

其背景是，在条例稍早之前，2007年6月政府公布的「企业为防止反社会势力造成损害的指针」。在此基础上，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开始行动。全国银行协会向加盟银行示明了应写入银行交易约定书的暴排条款参考范例，推动从全部交易中排除反社会势力的潮流。

结果，一旦查明为暴力团成员，开设银行账户、办理住房贷款、加入保险、签订手机合同，都会逐步变得困难。在支撑普通生活的一个个基础设施上，设起了看不见的关卡。

企业的排除 ― 以断绝交易自保

对企业而言，排除并不止于单纯的合规课题。

一旦与反社会势力发生交易，当事实暴露之时，便会丧失信用，事业本身也随之动摇。正因如此，各企业开始把事先确认交易对象、合同对方是否与暴力团有关联的「反社核查」纳入业务之中。新的交易、开店、招聘——在一切接点上，确认对方并非反社会势力的手续，变得理所当然。

如此一来，排除暴力团的成本与责任的一部分，便从警察转移到了民间企业。在社会的一切窗口上，设起了不让暴力团通过的过滤器。这也可以说是一套把国家曾一手承担的取缔，分散到社会各构成员身上的机制。

这种分散有其合理的用意。警察的人员有限，无法把一切交易逐一监视。然而，只要银行在开户的窗口、企业在签约的入口，各自斩断与暴力团的关联，无数细小的关卡便会同时在社会各处涌现。这是一种不靠一处巨大壁垒、而把一张薄网张遍整个社会的构想。其结果，暴力团即便在某一处找到了一条出路，也会在下一个窗口再次被弹回。排除，开始以面而非以点来发挥作用。

排除带来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课题

随着暴排条例的扩展，暴力团确实被一步步逼入绝境。公开募集资金的道路变窄，与社会的接点接连关闭，身为成员的不利益逐年加大。正如后来统计所示，成员人数以这一时期为界，走向了漫长的减少。

不过，排除的彻底，也伴随着另一个追问。想要脱离组织、洗手不干的前成员，同样可能被置于从账户与合同中被排挤的境地。返回社会的道路若是狭窄，反而可能催生出不得不滞留于黑暗世界之人——。如何设计这一「出口」，作为排除这一强力施策始终背负的课题被留了下来（这一点将在最终话重新探讨）。

惩罚的主角，从警察转向了社会本身。暴对法收紧组织，暴排条例斩断与社会的接点。两套机制相互咬合，地下社会从经济根基上被瓦解。延续了近百年的这一群体的容身之处，急速地变窄了。

然而，一处被关闭，人与钱便会去寻找别的缝隙。隶属组织、报上名号、占有地盘——以这般古老的形态，已无法再生存下去。然而，在被排除而留下的空白里，出现了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