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升华的战争——当国家与资本吞没体育

顾拜旦高举的业余主义理想，在整个20世纪里悄然崩解。不为金钱、只为竞技——在这道高洁的门面背后，体育正稳步蜕变为一门庞大的生意。国家的威望与企业的金钱，这两者吞没体育的过程，恰恰揭露出近代体育本就是一场「被升华的战争」。

体育，从一开始就与金钱共舞

若把体育与金钱的关系视作近代的堕落，那就错了。两者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翩然共舞。

回溯到17世纪的英国。1660年王政复辟之后，社会沉溺于过度的赌博，以至于1664年不得不出台一部规制赌博的法律。在那个时代，板球、赛马、拳击这些运动，正是靠赌博的收益获得资金。作为庄家的赞助人们，组建起代表自身利益的强队。这，被认为是职业团队运动的起源。催生出有组织的体育的，并非纯粹的竞技之心，而是金钱的欲望与营生。

19世纪后半叶，这股潮流变得不可逆转。1870年代的美国，棒球分裂为职业与业余。职业比赛迅速成为主流，体育的焦点从「一个个球员」转移到了「俱乐部＝球团」之上。人们不再为个人英雄喝彩，而是转而声援组织。作为一门生意的体育，其雏形在此显现。

拯救了濒临破产之奥运的，一个男人

20世纪后半叶，这股商业化的浪潮，终于吞没了奥运会本身。转折点，正是1984年的洛杉矶。

导火索，是八年前的那场惨剧。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背负巨额赤字，给主办城市留下了长年累月的债务。此后，出面申办奥运的城市锐减。人们认定它耗资过巨、根本回不了本。到了洛杉矶，市民更是通过公投，禁止动用税金去填补奥运的赤字。公款分文不能动。即便如此仍要办赛，就只能全凭民间之力来运营。

挑起这道难题的，是组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他把奥运的商业模式从头到尾重塑了一遍。首先，他精简了赞助商。每一个行业只与一家企业签约，并赋予这份独占地位极高的价值。麦当劳、可口可乐、维萨这些企业，为了与奥运结缘而一掷千金。此外，他几乎不新建场馆，而是把既有设施用到极致，并将电视转播权的收入最大化。

结果堪称戏剧性。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史上最赚钱的一届，留下逾2亿3000万美元的盈余。「奥运能赚钱」——尤伯罗斯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地的城市态度骤变，争先恐后地奔向申办。

转播权，那个看不见的主角

1984年以后，奥运会真正的主角，不再是赛场上的运动员，而是电视摄像机另一端的观众。

大众媒体与全球通信网络的发达，把体育从地方性的娱乐，推升为世界性的娱乐盛事。职业化愈演愈烈，反过来又抬高了体育本身的人气。今天，奥林匹克运动的收入，大半由转播权费与赞助收入构成。对主办城市而言，奥运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体育庆典，而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工程——用来重整城市、把国家品牌推销给全世界。最极端的例子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投资中竟有超过八成，并非投向办赛本身，而是注入了城市的再生。

然而，有光就有影。胜利的价值越是飙升，企图把它换成金钱的力量也就越强。批评者哀叹，企业标志与转播权成了主角，运动员反被推到了后景。顾拜旦曾梦想的业余理想，如今已然遥远。而「对胜利的渴望」一路走到尽头，等在那里的，是另一重黑暗——用药物人为地拔高身体。那，是下一话的主题。

从神，到规则。从规则，到国家与资本。体育的主语，随时代不断流转。但还有一个根本之问尚未回答。究竟是谁，才有资格站上这座舞台。女性呢。多样的身体呢。对药物伸出手的人呢。故事，将走向那道围绕身体的、最后的划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