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古代幻影——顾拜旦与现代奥运

古代奥林匹亚祭落下帷幕之后，约莫过了一千五百年。「奥林匹克」这个早已被遗忘的词，被一个男人重新唤回了现代。皮埃尔·德·顾拜旦。这位法国贵族兼教育改革者，借来沉睡于古希腊圣域中的权威，高举起「以体育促成世界和平」这一宏大的理想。然而，他复活的这场庆典，却与那理想背道而驰，从一开始便与政治难解难分地缠绕在了一起。

唤回亡灵的男人

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顾拜旦？长久以来被反复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一位对青年体力衰退忧心忡忡的爱国者，为了国家的再生而复兴了奥运——。但近年的研究却驳斥这一说法过于简单。人们不能只把他看作一个偏狭的国家主义改革者。

真实的顾拜旦，怀抱着一份更为国际化、更具教育意味的志向。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一次又一次奔赴英国与美国，满怀热忱地考察公学与大学的体育教育。那正是上一话所见的、作为「锤炼人格之教育」的体育。与此同时，德国考古队对古代奥林匹亚的发掘，愈发激起了他对古代的憧憬。英国的教育思想，与希腊古代的荣光。这两者在他心中结晶，凝成了现代奥林匹克的构想。

1894年，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召集了各国代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定下两年后的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办第一届大会。为向东道国致敬，首任主席一职由希腊文人德米特里奥斯·维凯拉斯出任。

名为体育的和平宗教

对顾拜旦而言，奥林匹克绝非一场单纯的竞技会。它是一项教育性与精神性的工程——既要培育道德的人格，又要孕育跨越国界的相互理解。1896年，他在为一本美国杂志撰写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定期把不同人种的年轻人聚到一起，让他们友好地一较力量与技艺——唯有如此，才能成为超越隔阂各民族之偏见、使世界和平变得确凿可靠的有力手段。

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与国彼此误解。那么，只要年轻人每四年相聚一次，在同样的规则下竞逐，这份误解便理应冰释。这正是顾拜旦的信念，而他几乎是以一种信仰的口吻，来讲述这一理念的。正如古代奥林匹亚祭包含诗人与雕刻家的艺术奉献，他也力图把艺术竞赛纳入现代奥运之中。那是把体育、艺术与和平束为一体的宏大理想。

第一届雅典大会，将这一理想高高擎起。1896年4月6日，配合希腊独立纪念日开幕。经过整修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被五万名观众挤得水泄不通。14个国家参赛，从田径到自行车、举重、网球，共角逐45个项目。也正是在这届大会上，取自古代典故的「马拉松」，第一次贯穿雅典市区而奔跑。

潜藏在和平庆典中的两副面孔

然而，现代奥运宿命般的矛盾正在于此。那便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副彼此对立的面孔。

在顾拜旦的构想里，奥运如同万国博览会一般巡回于各举办城市，是一个各民族相遇、结下友谊的国际舞台。连结国与国的平台——这是它理想的那一副面孔。可现实中，奥运从一开始就也是一处各国争夺威望的场所。哪国选手取胜？哪个国家主办大会？这自然而然地，成了向世界彰显国力的政治舞台。

事实上，从古代直到近代，奥林匹克始终是政治表达的舞台。示威、抵制、禁运——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在利用这场庆典行使自己的影响力。「和平庆典」的理想举得越高，国家的算计便越是渗入其中。国际协调与民族主义，注定要在奥运这同一个容器里，永远地相互角力。

细想起来，其根底处躺着的，是斗争。连载第一话所见的全副武装赛跑，第二话所见的、作为代理战争的球技。体育原本，就是一套把群体与群体间的对立，放进安全框架里加以宣泄的机制。现代奥运，不过是把那股斗争的能量，用「和平」这个美丽的词重新包裹了一层罢了。正因如此，只要包裹一旦破裂，国家之间的争斗随时都会探出头来。

作为理想而诞生的奥运，进入20世纪后，将把这两副面孔一一裸露出来。它化作各国押上威望的战场，并终将被另一股庞大的力量——转播权与赞助商的金钱——所吞没。故事，将继续走向那个升华了的战争、以及资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