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拜旦的理想 — 近代五环的诞生

古代盛会消逝后约一千五百年。在十九世纪的尾声，有一位人物掘起了它的记忆，梦想着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再度在同一处相互竞逐的盛会。他便是法国贵族皮埃尔·德·顾拜旦。他所高举的，是一种将价值置于锻炼身心、彼此心怀敬意相互竞逐这件事本身之上，而非胜负或报酬的理想。然而，要将崇高的理想化为现实的大会，有一道无法绕开的壁垒。如何筹备场地，如何召集选手，又由谁来支付这些费用。近代奥林匹克自迈出第一步起，便立于理想与金钱角力的夹缝之中。

将古代的理想，唤回近代

顾拜旦所生活的十九世纪的法国，沉浸在战败的记忆之中。他认为重振国家的关键在于锻炼年轻人的身心，从而强烈地被作为教育的体育所吸引。不久，他的关注转向了古代希腊的盛会。那也是一个发掘工作令奥林匹亚遗迹重见天日、曾经献给神明的竞技祭的存在在欧洲人之间被重新讲述的时代。顾拜旦立志要让那份古代的理想在近代复苏。

1894年，他在巴黎的索邦召集各国体育界人士，陈述自己的构想。在这场会议上，决定了仿效古代盛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国际性竞技大会，并设立运营它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值得纪念的第一届举办地，选定了五环的故乡——希腊的雅典。相传顾拜旦起初也曾酝酿过在本国巴黎配合万国博览会举办的方案，但也有声音担忧若要等上六年之久，人们的关注便会冷却，于是航向转向了两年后的雅典举办。

委员会的首任之长，推选了希腊出身的文人迪米特里奥斯·维凯拉斯。这也是一份象征性的考量——在五环诞生之地举办第一届。就这样，曾经消逝的古代盛会，披上新时代的外衣，做好了复苏的准备。然而，在讲述理想与实际从世界各地召集选手举办大会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说到底，在近代的世界里，每四年各国齐聚一堂举办国际性体育盛会这一构想，几乎毫无先例。正因为铁路与蒸汽船拉近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报纸开始将遥远的事件传达给人们，世界各地年轻人齐聚一堂这一构想才有了现实感。顾拜旦的理想，不仅由他一人的热情所支撑，也得益于人与信息开始跨越国境流动的近代这一时代的气息。即便如此，要争取各国对这一构想的赞同、备齐资金与场地、并将选手远道召集而来，这份工作所需的辛劳，是讲述理想的数倍。

业余主义，一道高傲的束缚

顾拜旦理想的核心，有一个名为业余主义的理念。体育不应为了金钱，而应由热爱它本身的人来投入——他如此坚信，并试图将以报酬为目的而竞技之人，从近代的盛会中疏远开来。正如古代的胜者所获得的，只是一把橄榄冠，他认为近代的五环同样不应成为被金钱驱动的场所。

顺带一提，谈及五环时常被引用的「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这句话，也时常被作为顾拜旦本人的名言流传，但关于它的由来另有一说。据说这句话源自1908年伦敦大会前后，某位神职人员对选手们所作布道中的一段话，因顾拜旦对此深有共鸣并加以引用而广为流传。无论最先说出它的是谁，正因为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近代五环的精神，才得以被长久传诵。这般以一言道出理想的话语，赋予了五环这一事业以独特的分量。

手工式的大会，与严重的资金困境

于是，1896年，第一届近代奥林匹克在雅典拉开帷幕。相传参加的约有14个国家，选手约240人，是一场与如今庞大的大会无法相提并论、小巧而朴素的盛会。然而，它的筹备远非一帆风顺。当时的希腊财政严峻，作为国家几乎无力承担大会的费用。将理想化为现实所必需的本钱，决定性地不足。

拯救这场危机的，是民间的力量。尤其是在埃及亚历山大积累了财富的希腊出身实业家乔治·阿维罗夫，相传为重建主竞技场捐出了巨额款项。凭借这笔资金，在古代竞技场的遗址上，一座全部以大理石建成的壮丽竞技场再度复苏，备好了可迎接数万观众的舞台。一场高举理想的盛会，最终竟是靠一位富豪的财力才得以举办——这一事实，在思考五环与金钱的关系时，极具象征意义。

大会的尾声，深深铭刻于人们记忆之中的，是为纪念古代典故而新设的长跑项目——马拉松。当本地希腊的无名跑者斯皮里宗·路易斯领先冲入竞技场时，相传观众陷入一片狂热。在理想与资金困境的夹缝中发出第一声啼哭的近代五环，就这样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真切的感动。然而，随着这场盛会一届届地举办，它也将与国家的威望及政治的盘算相互交织。下一话，我们将追寻五环逐渐改变面貌、化为国家盛会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