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是我」诈骗的时代 ― 听筒另一端的组织犯罪

上一回，我们追溯了发生在华尔街的史上最大级别的投资诈骗。武器是信任，机制是古典的庞氏骗局，损失达到650亿美元规模。

将舞台移至日本，一种与之共享「钻人心空子」这一性质、却面目截然不同的诈骗，在2000年代撼动着社会。被盯上的不是投资者，而是极为普通的家庭，尤其是高龄之人。武器不是华丽的金融商品，而是一通电话。从听筒的另一端，传来这样一句话——「是我啊，是我」。

从「是我啊，是我」开始

「是我是我诈骗」这个词据称是在2000年代初前后为世人所知的。据报道，2003年鸟取县的警方在摘发此类诈骗的嫌疑人时使用了这一称呼，并就此传播开来。

手法的核心，单纯得惊人。在电话中假冒亲人或熟人，趁对方陷入不安与焦躁的空隙，开口要钱。出了事故或惹了麻烦、挪用了公司的钱、现在马上就需要钱——以这样的剧本令对方动摇，夺走其冷静确认的时间，正是其特征。

被害扩大的背景，在于家庭形态的变化。分开居住的父母子女增多，一时之间难以辨别孙辈或子女的声音。被说成是感冒变了声，人便会信以为真。在此之上，又叠加了「自己的家人有难」这一最易被撼动的情感。行骗一方所钻的，不是人的弱点，而是思念家人之情中最强烈的那一部分。

手法的分支，与组织化

当社会对「是我是我诈骗」加强警惕，行骗一方便不断变换形态。警察厅在2004年，将这类促使汇款的诈骗命名为「汇款诈骗」，此后自2010年代起，又将利用电话等不与对方面对面便骗取钱财的犯罪统称为「特殊诈骗」。

称呼的变化，本身就是手法的多样化。假冒政府机关职员、谎称医疗费或保险费可退还而让人操作ATM的「退款诈骗」。索要从未使用过之费用的「虚构账单诈骗」。冒充银行职员或警察、调包并夺走银行卡的手法。招牌虽变，但以不安、焦躁，或一点小利为饵夺走冷静这一核心，始终一以贯之，未曾改变。

而另一项巨大的变化，便是「组织化」。昔日见机行事的犯案，逐渐变成了由角色分工精细的群体所运营、宛如「事业」一般的结构。

被用过即弃的「末端」，与社会的反击

特殊诈骗的组织，靠着分工而得以成立。在电话中欺骗被害者的角色、前去领取现金的角色、从ATM提取的角色——。据报道，承担这类领取与提取的末端实行者，常被称为「取款人」「提款人」。

问题在于，这些末端是以「用过即弃」为前提的。核心人物从不抛头露面，被抓的尽是出现在现场的年轻人。近年来，借由在社交媒体上鼓吹「轻松工作高收入」的所谓「黑工」，将并不深知内情的年轻人卷入末端的例子，成了问题。被摘发的实行者中也包含未成年人，据报道其中许多人是领取角色。本以为是划算的兼职，却被追究重罪——那里存在的，是将人当作棋子来消耗的冷酷结构。

警察厅在2023年，将这种通过社交媒体黑工反复聚散离合的群体定义为「匿名·流动型犯罪集团」，并将其列为对策的支柱。据称，正是这种并非固定组织、而是每次松散地连接后又解散的流动性，令摘发变得困难。

在此，有一点应当加以强调。遭受特殊诈骗之害的，绝不是疏忽大意或愚蠢的人。被盯上的，是顾念家人、力求诚实之心中最温柔的那一部分。所以，与其以「我不会上当」一笔带过，不如将其视作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之事——在家中约定暗号、不接陌生号码、先挂断一次再确认——分享这样的小小防备，远比嘲笑更是确实可靠的盾牌。

将电话这一最为身边的工具变作凶器的这种诈骗，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把思念家人之情本身反过来加以利用。而钻人心空子的这种手法，会一边变换舞台一边持续进化。不久之后，诈骗的舞台将从电话转向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