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位制 — 连结世界的黄金

上一话中，我们看到了近代银行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萌芽。兑换商的桌子、汇票、复式记账法，以及美第奇家族——处理金钱的技艺，成长为支撑商业与艺术的力量。

然而，无论汇票与账簿如何发达，人们到头来总有一件事不得不追问。这张纸的凭证、这枚硬币，究竟由什么来保证其价值？商业越是跨越国境而扩展，便越需要一个人人都认可的共同「价值基准」。终于，世界向一种金属去寻求这个答案——那就是黄金。本话追寻的，是世界经历金与银的漫长角力之后，被一种金属连结起来的故事。

金与银，两种金属的角力

长久以来，人类的货币一直由金与银这两种金属所支撑。黄金稀少而能保持光泽，适于高额交易与蓄财。白银则更为亲近，便于日常的支付。许多国家都采用以两者同为货币基准的「金银复本位制」。

然而，同时使用两种金属，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金与银在市场上的价值，因产量的变动等因素而不断起伏。即便国家以法律规定「金与银以此比率兑换」，一旦市场实势与之偏离，便会产生扭曲。

在此登场的，便是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这句话。在法定比率下被低估的那一方金属，会因人们将其囤于手中或熔为地金而逐渐从流通中消失。被高估的那一方则只剩下它充斥市场。复本位制在结构上便抱持着这般不稳定。

英国开辟的通往黄金之路

引领世界走向金本位制的先驱，是英国。据传其契机之一，在于一位出人意料的人物——以万有引力闻名的艾萨克·牛顿。

牛顿在担任皇家造币厂厂长的1717年，制定了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率。但在那一设定下，白银被略微低估，正如格雷欣法则所言，银币从流通中退出，金币留存为中心。如此，英国与其说出于明确的意图，不如说是在事态的推移之中，倾向了事实上的以金为中心。

而这一点在法律上变得明确，则是在19世纪。1816年的货币法，使英国以法律确立了以黄金为唯一本位的金本位制。索维林金币被定为基准，一英镑的价值与一定量的黄金相连结。此外，1844年，在首相罗伯特·皮尔治下成立的银行条例（皮尔银行条例），确立了英格兰银行发行可兑换黄金的纸币的制度。纸币随时都能换成黄金——这一承诺，正是金本位制的核心。

中央银行与可兑换纸币

支撑金本位制的另一根支柱，是中央银行。

要保证纸币随时都能换成黄金，就必须有人担任这一承诺的守门人：将与所发行纸币相称的黄金储备起来，当人们持纸币前来时便以黄金应对。承担这一职责的，正是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各国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独揽通货的发行，一面紧盯黄金的储备量，一面维持着通货的信用。

在这套机制之下，钱的数量自然受黄金的数量所束缚。政府无法随心所欲地滥印纸币。只要有黄金这一锚，通货的价值便不会无节制地下跌——这正是金本位制所给予的安心。据说物价从长远看趋于稳定，人们也更易于看清未来的价值。

中央银行所履行的，并不只是储备守门人这一职责。当黄金即将流出国外时，便提高利率将其挽留；当流入过度时，则降低利率。这种依黄金的出入来调节通货数量的做法，亦成为日后金融政策的雏形。不过须留意，当时的中央银行并不像今日这样将就业或景气作为直接的目标。守护与黄金的兑换始终是第一位的，对民众生计的顾及，被置于那一约束之中。

连结世界的英镑体制，及其僵化

19世纪后半，主要国家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各国通货分别与一定量的黄金相连结，结果通货之间的兑换比率也自动趋于稳定。从伦敦到纽约、巴黎、柏林——钱以固定的比率跨越国境，贸易与投资大幅增长。

立于其中心的，是当时握有世界霸权的英国，以及其通货英镑。伦敦金融城成为国际金融的中枢，英镑作为事实上的国际通货而发挥作用。这一时代的国际金本位制，常被称作「英镑体制」。黄金这一共同的尺度，将世界经济连结进了一张网中。

但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僵化。钱的数量受黄金数量所束缚，意味着即便经济成长、需要更多通货之时，只要黄金储备不足，便无法增发通货。在不景气之时放松金融以支撑景气这般灵活的应对，便难以采取。有观点指出，金本位制的纪律有时将各国紧紧束缚，迫使其承受痛楚。稳定与僵化，是同一机制的表与里。

就这样，19世纪的世界被黄金这一根丝线连结在一起。纸币也好、汇票也好、各国的通货也好，最后都归结于黄金。以黄金保证钱的价值——这是人类经历漫长的试错之后所抵达的一个终点。

然而，这套精巧的机制，并未许诺永远的稳定。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这般空前的事态，将各国的财政逼至极限。为筹措庞大的战费，黄金的锁链被拉伸，终至被斩断。下一话，离开黄金背书的钱，将迈向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