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帝国——阿维兰热、阿迪达斯与转播权

上一篇里，阿根廷的军事政权为了“政治”而利用了足球。但在同一时期，球场之外，另一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正向足球聚拢。不是政治，是金钱。

一直以来，世界杯都被当作国家威信、复兴叙事来讲述。但从这里往后，另一个主角将走到台前。它不在球场上，而在会议室里运作——国际足联这个组织本身，不知不觉间蜕变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这便是它的故事。站在这一转折点上的，是一个巴西人。

夺走王座的男人

1974年6月，西德世界杯开幕前夕。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场政变。

在此之前的33年里执掌国际足联的，是英格兰出身的斯坦利·劳斯。他举止绅士，竭力把足球守护为“业余者的高贵竞技”，是一位旧世界的人物。而把他在选举中击败的，是巴西实业家若昂·阿维兰热。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于欧洲以外的国际足联主席。

阿维兰热为什么能赢？他争取到的选票，并非来自欧洲的传统豪强。而是非洲、亚洲、中南美——那些一直被排斥在国际足联核心之外的国家。

高举理想当选，却没有支撑它的财源。阿维兰热所面对的这一矛盾，恰恰成了从根本上改变足球的引擎。钱不够，那就去赚——他做出了把足球当成“卖品”的决断。

达斯勒，这位炼金术士

在求钱若渴的阿维兰热面前，一个人以绝妙的时机出现了。霍斯特·达斯勒。体育用品厂商“阿迪达斯”创始人的儿子，当时正逐渐掌握其经营实权的男人。

达斯勒绝非只是个继承鞋铺的二代。他是世界上最早看穿“体育与营销可以结合”的人，可谓商业化的天才。让球员穿上自家的鞋，与各竞技团体的高层编织人脉，把赛事本身变成广告媒介——这套手法，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将其体系化。

达斯勒接近新主席阿维兰热，针对国际足联“缺钱”这一弱点，递上了解决方案。那就是赞助商与转播权。

据称，达斯勒说动了世界最大级别的饮料企业可口可乐，把它扶上了国际足联第一家正式企业赞助商的位置，许诺的金额达800万美元规模。从这里开始，足球比赛里排开巨型消费品牌标志的时代来临了。后来，达斯勒又与电通等公司联手，创办了专营体育营销的公司，构筑起把奥运会与世界杯的商业权益一手掌控的庞大机制。国际足联那曾经空空如也的金库，迅速地丰盈起来。

转播权这座金矿

与赞助费并列的，还有另一座巨大的金矿。那就是电视转播权。

正如前几篇所见，电视早已把世界杯变成了地球规模的盛事。全世界数十亿人，在同一瞬间凝视着同一场比赛。如此高关注度的内容，各国的电视台不可能免费播出。“播放这段影像的权利”本身，开始被标上天文数字般的价格。

国际足联，成了攥住这转播权的庄家。赛事越大、观众越多，转播权的价码就越往上抬。赞助费与转播权收入——这两根支柱，把国际足联一举推上了富裕组织的位置。

丰盈的资金，也确有按承诺使用的一面。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参赛国从16队扩大到24队。不只是欧洲和南美，非洲与亚洲的国家，也获得了登上世界大舞台的更多席位。青年组别的世界大赛也得以创设。阿维兰热的竞选纲领，靠着达斯勒带来的金钱，确确实实地一步步成形了。

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

在这里诞生的东西，我们有必要冷静地审视。

国际足联本来不过是个统合各国足球协会的联络组织。如今，它有了赞助商与转播权这两根支柱，变成了一个能自行创造巨额财富的组织。财富会生出权力。世界杯在哪个国家举办；参赛名额在各大洲之间如何分配几个——掌握这些决定权的国际足联手中的一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连国家元首都愿意低头去求的东西。

阿维兰热一直执掌主席之位直到1998年，长达24年。在此期间，他推进了援助足球欠发达地区的事业，为这项运动在全球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他所确立的“商业化与权力集中”的机制，日后暴露出了严重的副作用。缺乏透明度的巨额金钱流动，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这颗种子，恰恰是在财富膨胀的这一时期，被悄悄埋下的。

而在阿维兰热身旁、在实务上支撑商业路线的，还有一个人。1981年出任秘书长的塞普·布拉特。正是他，将继承这座帝国，并最终把它的矛盾膨胀到顶点。那段故事，我们要再往后才会讲到。

金钱的帝国，就这样建立起来。财富膨胀，关注汇聚，全世界的目光都注向世界杯这一个点。如此庞大的舞台，需要与之相称的角色。

下一篇，这座舞台上，将出现一位天才。他虽是孤身一人，却把一个国家的宿命与国民的情感，背负在了那小小的身躯之上。1986年，墨西哥。迭戈·马拉多纳的故事，即将开始。